194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周镐被处决, 其妻子面见上海市长: 他是烈士

“曹市长，我不是来喊冤的，我是来证明——他是烈士。”1965年4月，春雨初歇，吴雪亚把一句话压在嗓子眼里，终于在上海市政府那间不算宽敞的会客室里说了出来。曹荻秋放下手里的茶杯，眉头紧锁。桌上摊开的，是一本封面磨得发白的日记本，纸张发脆，却字迹刚劲。

曹荻秋翻到其中一页，只见日期停在“1948年12月28日”，下面一句话像刀刻：“若事机不利，请告知组织：我心无悔。”市长轻轻叹气，他知道，这是一件必须查个明白的大事——周镐，国民党军统少将，1949年1月在南京“失踪”。十六年过去，身份仍然悬在谜雾里。现在，唯一能说话的，是这本日记和眼前这个姿态坚决的女人。

吴雪亚的来历不简单。抗战末期，她与周镐结为伉俪，表面是医生，暗里承担交通联络。她此番拿出的，不只日记，还有一封戴笠手书的委任状、几张早年与新四军接触的铁路运输单。材料堆在一起，像把旧时代的门狠狠推开，灰尘飞扬。曹荻秋当即表态：立即组织核查，同时向中央递交说明。

追认烈士的程序启动时，很多干部第一次听到“周镐”这个名字，随手翻资料，只能查到一句话：“军统叛徒，已执行密令。”简单粗暴。要拨开这以一句带过的黑幕，得从头说起——

1910年冬，湖北罗田山寒水薄。农家子周治平在煤油灯下读孙中山《建国方略》，心里打了火。19岁时，他考进黄埔武汉分校，改名周镐。那几年，军校开始强推“蒋化”课程，颂扬领袖个人，周镐听得直皱眉，政治测验上写下“反对个人崇拜”六个字，被记过，最终除名。看似倒霉，实则给他的人生埋下第一颗钉子：反蒋情绪。

离校后，他跟着蔡廷锴跑淞沪，闵行一声枪响，十九路军揭竿而起，周镐站在工事后方，脸上是青年常见的激昂。闵变失败，他在上海码头想找船北归，结果被保密局抓个正着。第一次审讯，坐在对面的是旧同学，几句话就把他劝进了军统——“不为蒋，乃为国”。年轻人半信半疑，却想留得青山在，于是签了效忠书，担任情报员。

军统这条路，他走得惊心动魄，也走得顺风顺水。先是半年二次被捕，后被周伟龙赏识，从尉官升到少将，用了不到六年。1941年秋，他被戴笠派往南京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，身份是第六科科长，任务却是“潜伏搜集日谍动向”。就这样，他变成一条在日本、汪伪、重庆三方游弋的“鱼”，日后被称作“三栖”并非浪得虚名。

汪伪时期，他借周佛海的信任，拿到不少情报：日军武器调配、沦陷区铁路修复计划，甚至包括太湖水上运输暗号。每一份电文经秘密电台送往重庆，都让戴笠拍桌叫好。“小周办事，放心！”话虽如此，周镐知道，湖面再平静，也藏暗流——抗战胜利后，周佛海刚倒台，他就跟着进了监号。若非戴笠飞机失事、蒋介石忙于内战，恐怕难有出狱之日。

1946年春，他落魄回到上海，皖南老同学徐楚光悄声问他：“愿不愿意换条路？”这一问，像在胸口点了火。此前他已暗中资助过新四军运盐、运药，那是人情；而此刻，他点头，那是信仰。当年7月，经华东局批准，周镐成为中共特别党员，代号“卓立”，职务“京沪徐杭特派员”。

此后两年，他一边披着军统外衣，一边替解放军做策反。吴雪亚负责掩护，两口子见面说话，常用半句湖北土话夹半句上海白话，外人只当夫妻拌嘴，谁晓得是在核对暗号。有一次，保密局突然搜房，吴雪亚把装有密码本的竹笋腌菜坛子直接砸向地面——酸味掩住了油墨味，硬生生挺过去。

1948年底，淮海战役进入胶着期，徐州刘汝明部节节败退。周镐奉命策反刘军，没想到谈判桌上突然闯进孙良诚特务大队，所有暗号、名单暴露无遗。那夜，他被五花大绑押往南京雨花门外，路灯昏黄，他没挣扎，只抬头问押送者：“可否给我抽根烟？”没人回应。1月9日凌晨，枪声三响，尘埃落定。

对外口径是“逃亡途中击毙”。吴雪亚藏身苏州，连续写了九封信石沉大海；原配李华初，则带三个女儿回罗田种茶，守着一句“他不会去台湾”。说实话，村里人背后议论，也有人劝她改嫁，她却挥手道：“好人应有好善终。”这句口头禅，足足说了十六年。

周镐的下落，直到1965年才有眉目。吴雪亚拿到日记，是因为当年南京保密局一名看守临终忏悔，把遗物交给她。她连夜坐火车到上海，敲开市府大门。曹荻秋调阅档案，两个月内五次去北京，一份份材料摆到中央专案组桌上。年底，中央正式批复：周镐，确系我党特别党员，因叛变审讯被敌秘密杀害，追认为革命烈士。文件一出，湖北罗田乡亲炸开了锅，李家三姐妹收到抚恤通知时，已是寒冬腊月，窗外雪正厚，炭火“嗞啦”作响，老母亲却不在了。

有人问，周镐一生到底站在哪边？若只看年表，他像在三条河里反复漂流；可若翻开那本发脆的日记，答案写得分明——国家兴亡，各尽其力。他要的，始终是这八个字。至于军统也好，汪伪也罢，全是渡河用的破舟，岸在前头，就得弃船上岸，这才叫“心无悔”。